文化大革命期间（毛语录）
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纪录〉，1967年9月20日
10.斗争开始
（续上）随着1965年秋季问题的冲突愈发激烈，军队最初成为了斗争的主战场。争议涉及政策方向的不同以及对高级官员领导资格和权力组织的影响。许多斗争都在幕后进行，而在公开场合则以人身攻击和对立世界观的例行揭露，或者不可避免的“两条路线”政策的形式呈现。林彪在11月份呼吁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并在随后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始终将军队的任务置于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的背景之下。在这些关键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和林彪的行动基地是中国东部的大城市上海，尤其是该市发行的报纸，尤其是《解放军报》，发表了对所选目标的公开攻击。
对文化人物的攻击
第一个目标是历史学家吴晗，他同时也是北京市副市长。据说，在一部吴晗写的戏剧中，他使用了寓言手法讽刺毛泽东，并赞扬被废黜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1965年11月对吴晗及其戏剧的谴责，构成了对文化人物及其思想的攻击的开端。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开始寻求年轻人和军队的支持。在寻求创造一个新的教育体系以消除城乡、工农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异时，毛泽东触动了年轻人的共鸣；正是他们的响应后来为毛提供了最好的震慑力量。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中国年轻一代重新注入革命价值观。
在1966年春季，针对作家、学者和宣传家的攻击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维度。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明显的目标背后，有一个邪恶的“黑帮”存在于教育和宣传领域以及高层党内。彭真和陆定一的撤职以及后来艺术和文学界的“沙皇”周扬的撤职，表明这将是一次全面的清洗。显然，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目的将是消除那些毛泽东认为对过去的意识形态罪和所谓的判断错误负责的领导干部。（完）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语录）
你（刘少奇）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1966年8月4日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
9.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林彪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立场，并进一步认为，只有在没有大量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反对非共产主义政府的民众起义才能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反叛分子开始依赖外部支持，他们与当地民众的联系不可避免地会被削弱。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反叛分子将因缺乏支持而枯萎。另一方面，依靠本土资源所带来的艰辛会激发反叛分子的战友情感和聪明才智。林彪的观点是，本土反叛者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推翻非共产主义政府。同样重要的是，林的声明也表明了中国保持守势的高层决定。
林彪的讲话与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秘密工作会议不谋而合，在这次会议上，毛派组织再次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呼吁，这次他们确信1964年的努力被高级党政官员蓄意破坏了。由毛泽东和林彪发起的清洗首先打击了持不同政见的军队领导人，尤其是参谋长；随着权力斗争的开始，中国放弃了越南战争和其他对外事务。九月的会议被视为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的一个明确预兆。（续下）
美苏核威胁期间（毛语录）
原子弹只是一只美国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1946年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到原子弹问题
8.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在强调自力更生斗争的时期，中国获得了核武器。尽管苏联曾支持中国的核目标，但在1959年6月之后，这项努力完全由中国人接管。到1964年，该计划的成功使得其他国防成本大幅减少。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进行了核爆炸，这似乎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国内的革命化进程不会危及长期的国防能力。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他自己的内战经验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在转型为核大国的过程中通过数量上的优势（“人民战争”）来获得军事实力。他认为，为这样的战争做准备可以将中国的弱点转化为军事资产，并降低其脆弱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观念贬低了现代先进武器的威力，将其称为“纸老虎”，但同时也承认了中国的战略劣势使其面临着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控制的危险。因此，他的思考使短期内依靠数量上的优势和人民的士气来击败任何入侵者成为必要，但在长远来看，他认为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以剥夺超级大国的威胁潜力，并阻止它们对较小国家的侵略。（续下）
7.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与知识分子的担忧密切相关的是与党和共青团有关的担忧。一个名为“新生力量”的培养计划开始实施，到1964年中期，年轻的城市知识分子卷入了中央委员会推动这些力量在党和团内晋升的重要工作；同时，他们的乡村表兄弟们则受到了通过使用“工作队”和干部整肃运动来保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党的组织控制下的影响。
1964年夏天，毛泽东撰写了一篇名为《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历史教训》的文件，总结了毛泽东关于矛盾、阶级斗争和政治结构与运作的大部分原则。这份总结为所有希望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青年的再教育（“革命化”）提供了基础。这场“革命化”的高潮一直持续到8月初，当时美国对北越进行空袭引发了中国南部边境可能爆发战争的忧虑。随后，围绕在外部威胁时期进行破坏性政治运动是否明智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辩论。
这段时间被解读为中国内部的重大决策之一。辩论的一个要素是，是迅速为对美常规战争做准备，还是继续中国社会的革命化。毛泽东认为“革命”对中国的安全具有根本的长期重要性。那些主张推迟内部政治斗争的人支持更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并认真对待苏联关于在越南“联合行动”和建立更紧密的中苏关系的呼吁。据称，他们的立场得到了总参谋部的支持。自1965年2月之后，约有5万后勤人员被派往越南，派系之间开始根据意识形态或国家安全偏好划分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一些成员试图恢复严格的国内控制。毛泽东在 1963 年 5 月号召掀起革命斗争的高潮，到次年 9 月，其他领导人开始限制干部主动权的范围，允许自由市场制度和农村土地私有制蓬勃发展。据推测，1964 年 6 月关于组织贫农和下中农协会的规定明显抑制了革命高潮，到 1965 年初，毛泽东可以指出整个农村地区的官僚主义倾向。在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著名文件中，通常被称为“二十三条”，在 1965 年 1 月毛泽东第一次指出主要敌人是在党内，他再次宣告了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政治的紧迫性。（续下）
6.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北京的主要目标是莫斯科。苏美在古巴危机(1962年10月)与中印斗争同时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认为苏联的行为不可靠，已经成为最糟糕的“投降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京和莫斯科的辩论家公开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当苏联在1963年8月与美国和英国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时，中国的文章指责苏联加入了反华阴谋。面对这种新的战略形势，中国人把他们的重点转移到支持一条外交路线和促进国家的“自力更生”。毛对“革命”的呼吁获得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地位。
这些多方面的趋势似乎在1963年和1964年发生了冲突。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共产党在1963年末号召知识分子，包括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学科进行重大改革，以支持中国新的国际角色。这一改革的最初任务落在了中共知识分子、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身上，这项改革的最初任务落在了党内知识分子、中宣部副部长周洋身上，他试图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纳入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中，并为严格的纯粹政治标准而斗争。(然而，不到三年后，周扬作为修正主义者遭到清洗，许多知识分子被指责为毛泽东的反对者。)（续下）
介绍：
古巴导弹危机是1962年美苏之间一场危险的对峙，是冷战最接近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一次。原因是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发射井的行动，紧急采取了军事封锁的手段，威胁要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苏联则表示绝不会撤回部署的导弹，并威胁要对美国进行核攻击。形势非常严峻。最终，美苏双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这一危机，双方都撤回了在危机期间的威胁。
5.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随着《毛主席语录》的出版，随后向军队英雄学习的运动的激进性在国际政治中得到了回应。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非洲巡回访问，呼吁新独立国家进行革命，并公开挑战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这让他的东道主大吃一惊。同时，中国挑战了美国的联盟体系，与法国建立了正式关系，并与阿尔巴尼亚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挑战苏联的体系。（续下）
4.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毛泽东和林彪等领导人追溯革命时期的思想，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向其继承人灌输知识，认为共产主义军人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最合适的候选人。他们认为，军队的统一性和纪律，被认为可以超越分裂的阶级，并且所有军人都可以遵守毛泽东领导层制定的严格政治标准。
林彪对毛的思想进行了简化和教条化，最终以《毛主席语录》的形式出版，以便在相对没有受过教育的新兵中普及毛的思想。随着林手下的军队日益显示出他们可以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技术的精湛性相结合起来，毛试图扩大解放军的组织权威和政治作用。自1963年开始，毛泽东呼吁所有中国人“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然后，从1964年开始，毛泽东坚持在所有主要政府官僚机构中建立以解放军为原型的政治部门。在许多情况下，来自解放军本身的政治工作者担任这些新机构的工作人员，从而有效地渗透了民政机构。其他努力，比如一场向所谓的军队英雄雷锋学习的全国宣传运动，也有助于提高解放军的威望。（续下）
3.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在1961-1965年期间，毛泽东在国内外政策上采取了多项举措。1962年9月，在一次至关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中国议事日程上的一个优先事项，即使是在大力振兴经济的情况下。他还呼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重振农村地区党组织的低落士气。到1964年，他开始努力通过组织“工读”学校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来减少中国教育系统的精英主义。在此期间，外国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国内政策胜利的同时，中国持续的激进主义与其宣传中强烈的实用主义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毛最重要的举措涉及人民解放军(PLA)，因为他和林彪试图将其改造成一个模范组织。1962 年秋天发生在中印边境的事件帮助解放军重建了纪律和形象。从1959年到1962年，印度和中国(最初只是西藏起义的附带后果)一直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诉诸武力。1962年10月12日，也就是中国军队进入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前一周，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表示，印度军队将把所有印度领土从“中国入侵者”手中解放出来。在随后的冲突中，北京的军队在边境地区击败了印度军队，并深入到边境以外的地区。中国随后撤出了大部分侵占的地区，并在控制线两侧建立了非军事区。最重要的是，领导层抓住了军队的胜利，开始试图将军队英雄提升为大众效仿的理想类型。（续下）
2.大跃进的退去与毛泽东的忧虑
（续上）在大跃进的失败中，毛泽东个人失去了相当的威望，而党的政治和组织机构也受到了损害，但他仍然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他一再证明自己能够在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执行他的意愿。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来提出的声称毛在1961-1965年期间被挤到了一旁并被忽视的说法没有得到证实。
实际上，毛在1961-1965年期间深感忧虑，考虑中国的处境。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年中已经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显然，这些年苏联的发展使毛感到震惊，并让他以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事件。毛逐渐相信中国也正在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他使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运动以及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试图阻止和扭转这种趋势发生。毛对修正主义的噩梦在60年代中期的政治结构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毛不是唯一对1961-1965年中国复苏努力的趋势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其他人围绕着他聚集，并试图利用与毛的亲近作为增强自己政治权力的手段的人。其中关键人物包括多年担任毛政治助手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文化领域有强烈政策观点的毛的妻子江青，既懂得苏联意识形态又精通苏联式秘密警察技巧的康生，以及领导军队并试图将其建立成一种将效率与意识形态纯洁性相结合的毛式组织的林彪。这些人依次拥有个人网络和资源来组建联盟。虽然他们的目标和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能团结在两个努力方面：增强毛的权力并扰乱毛与刘少奇（当时可能是毛的继任者）、邓小平和大部分党的领导人的关系。（续下）
1.大跃进的激进主义撤退
虽然激进的标签和口号仍在使用，但1961年至1965年的情况与之前的三年不同。中国人本身不愿意承认大跃进时期的结束，宣布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及其国际革命的必然性对所有人都有效。
然而，现实可以在中国军事和安全人员的日益增加的角色中看到。在1960年10月的军事事务委员会高层会议和随后的1961年1月中央委员会罕见的全体会议上，精英们将恢复安全和国家秩序置于最高优先级。加强了党的招募程序，并在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一项重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央委员会还设立了六个跨省级地区的机构，负责强制执行对北京的服从，并将控制的新程序与当地条件协调一致。军队现在牢牢掌握在林彪手中，开始对其内部异议分子进行“净化”运动。在1961年和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官员们致力于巩固自己的权力，恢复对其领导和目标的信心。
到1962年1月，毛泽东已经，如他后来所说，转入“第二线”，专注于“处理党和国家的方向、政策和路线问题”。第一线的行政和日常指导工作已经交给了刘少奇，他于195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尽管毛泽东仍担任党主席的职务）；另外一位坚决的组织者邓小平作为总书记担任了党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员，也在第一线承担了额外的责任。到了1962年，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同志在第一线使用的策略不仅违反了革命传统的基本精神，而且构成了一种错误模式，与他所看到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形成镜像。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在1960年至1961年期间制定了一系列主要政策文件，试图让国家快速增长走出危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文件是在曾在大跃进中遭到鄙视的专家们的协助下起草的。这些文件标志着从大跃进激进主义的重大撤退。如人民公社平均要减少约三分之二，以使它们足够小，以便更清楚地将农民的努力与他们的报酬挂钩。事实上，到 1962 年，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集体农业体制彻底瓦解，个体农业复兴。对文学、艺术和电影的政策允许“解冻”，涉及处理范围更广的主题和许多更古老的、革命前的艺术形式的复兴。工业中的新计划加强了管理者的能力，使工人的努力与他的回报更加相符。其他领域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中国在 1961-65 年间在振兴经济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几乎所有部门都恢复了 1957 年的产出水平。（续下）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毛语录）
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1958年8月24日
大跃进及其后果
从一九五九年到六十一年，全中国陷入了异常的粮食短缺。1959年粮食生产1.7亿吨，6061年1.4亿吨左右，下降到1951年的水平，这期间人口比51年增加了约1亿人。由于粮食短缺和大跃进导致的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足，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地区，出现了很多饿死的人。 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其死亡人数应该在1600万到2700万之间。 关于这一点有以下总结。
#大跃进运动 (引用)以无视生产力基础还很薄弱的中国现实各种条件的大跃进的各项政策，特别是重工业优先政策，以及农村的“共产风”、由于干部抵制强加于人而引起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人祸为基础，再加上从59年到61年持续的自然灾害(华北的干旱和华中的水灾) ＜小島晋治・丸山松幸『中国近現代史』1986 岩波新書 p.228＞
有张承志 #人物 的回忆，1960年前后在北京度过少年时代，张承志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先锋，“红卫兵”这个名称就源自他当时的笔名“红卫士”。
(引文)一九六零年前后，中国在全国经历了三年可怕的饥荒。 饥荒无情地袭击了首都北京。 学校没有体育时间了，课程也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人们都吃了代用食品，既像肉，也像冻了之后融化变软的水果。 在我就读的北京第61中学，朋友带来的便当中最奢侈的是煮过的大豆。 家家户户都做了简单的秤，量了每人的主食，各自煮了吃。 大人损害了自己的份，想让孩子们多吃一点。 母亲因营养不良，身体浮肿了。资料来源：大躍進 - 世界史の窓
背景
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旨在大力发展钢铁和农作物生产，实现不依赖苏联的重工业化和人民公社建设。然而，由于独创的钢铁生产方式失败，以及集体化强行推行导致生产力下降等原因，这一计划以失败告终，同时也引发了对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将批评视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采取反击行动。
具体来说，大跃进运动于1958年启动，人民公社成为主要标志之一。该计划提出，不采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采用中国独特的方式，在工业方面采用西方技术和传统技术相结合的“土法”（即非机械化的方法）来发展工业，而在农业方面则推行集体化，建设人民公社。工业方面，钢铁业生产是其中的特点，但产品质量被轻视，仅注重产量的增加。人民公社则将农村集体化，将土地、农具、家畜公有化，并按照劳动力分配生产成果，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实现方式之一。然而，集体化的实施方式过于强行，导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生产量逐渐下降，因此不得不进行一些修正措施。
此外，中苏关系也逐渐恶化，因为苏联政府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和军事援助，并在1959年的西藏事件中公开支持印度，加深了中苏之间的不信任感。苏联最终宣布中苏技术协议的废除，中苏关系在1960年变得非常紧张。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和粮食增产策略，但大跃进的失败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背景
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时期的第一场运动，在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大跃进运动
后果
自1955年冬天，毛泽东就提出要除四害和消灭疾病。运动开始后，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歉收，发生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三年困难时期
反对
其实在全民打麻雀的开始阶段，就有科学家提出过反对，毕竟麻雀吃粮食有限，更多的是吃害虫。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朱洗，就专门举例说明了打麻雀的害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1744年动员全国消灭麻雀，但之后普鲁士发生了大规模虫害，农作物受损严重，不得不从国外运来麻雀。
反对后果
在数年后开始的“文革”中，这些反对打麻雀运动的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来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在1962年病逝逃过一劫，但此时仍被扣上把毛主席同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还是被掘坟曝尸。#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