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与知识分子的担忧密切相关的是与党和共青团有关的担忧。一个名为“新生力量”的培养计划开始实施，到1964年中期，年轻的城市知识分子卷入了中央委员会推动这些力量在党和团内晋升的重要工作；同时，他们的乡村表兄弟们则受到了通过使用“工作队”和干部整肃运动来保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党的组织控制下的影响。
1964年夏天，毛泽东撰写了一篇名为《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历史教训》的文件，总结了毛泽东关于矛盾、阶级斗争和政治结构与运作的大部分原则。这份总结为所有希望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青年的再教育（“革命化”）提供了基础。这场“革命化”的高潮一直持续到8月初，当时美国对北越进行空袭引发了中国南部边境可能爆发战争的忧虑。随后，围绕在外部威胁时期进行破坏性政治运动是否明智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辩论。
这段时间被解读为中国内部的重大决策之一。辩论的一个要素是，是迅速为对美常规战争做准备，还是继续中国社会的革命化。毛泽东认为“革命”对中国的安全具有根本的长期重要性。那些主张推迟内部政治斗争的人支持更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并认真对待苏联关于在越南“联合行动”和建立更紧密的中苏关系的呼吁。据称，他们的立场得到了总参谋部的支持。自1965年2月之后，约有5万后勤人员被派往越南，派系之间开始根据意识形态或国家安全偏好划分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一些成员试图恢复严格的国内控制。毛泽东在 1963 年 5 月号召掀起革命斗争的高潮，到次年 9 月，其他领导人开始限制干部主动权的范围，允许自由市场制度和农村土地私有制蓬勃发展。据推测，1964 年 6 月关于组织贫农和下中农协会的规定明显抑制了革命高潮，到 1965 年初，毛泽东可以指出整个农村地区的官僚主义倾向。在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著名文件中，通常被称为“二十三条”，在 1965 年 1 月毛泽东第一次指出主要敌人是在党内，他再次宣告了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政治的紧迫性。（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