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跃进的退去与毛泽东的忧虑
（续上）在大跃进的失败中，毛泽东个人失去了相当的威望，而党的政治和组织机构也受到了损害，但他仍然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他一再证明自己能够在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执行他的意愿。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来提出的声称毛在1961-1965年期间被挤到了一旁并被忽视的说法没有得到证实。
实际上，毛在1961-1965年期间深感忧虑，考虑中国的处境。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年中已经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显然，这些年苏联的发展使毛感到震惊，并让他以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事件。毛逐渐相信中国也正在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他使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运动以及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试图阻止和扭转这种趋势发生。毛对修正主义的噩梦在60年代中期的政治结构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毛不是唯一对1961-1965年中国复苏努力的趋势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其他人围绕着他聚集，并试图利用与毛的亲近作为增强自己政治权力的手段的人。其中关键人物包括多年担任毛政治助手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文化领域有强烈政策观点的毛的妻子江青，既懂得苏联意识形态又精通苏联式秘密警察技巧的康生，以及领导军队并试图将其建立成一种将效率与意识形态纯洁性相结合的毛式组织的林彪。这些人依次拥有个人网络和资源来组建联盟。虽然他们的目标和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能团结在两个努力方面：增强毛的权力并扰乱毛与刘少奇（当时可能是毛的继任者）、邓小平和大部分党的领导人的关系。（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