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跃进的激进主义撤退
虽然激进的标签和口号仍在使用，但1961年至1965年的情况与之前的三年不同。中国人本身不愿意承认大跃进时期的结束，宣布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及其国际革命的必然性对所有人都有效。
然而，现实可以在中国军事和安全人员的日益增加的角色中看到。在1960年10月的军事事务委员会高层会议和随后的1961年1月中央委员会罕见的全体会议上，精英们将恢复安全和国家秩序置于最高优先级。加强了党的招募程序，并在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一项重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央委员会还设立了六个跨省级地区的机构，负责强制执行对北京的服从，并将控制的新程序与当地条件协调一致。军队现在牢牢掌握在林彪手中，开始对其内部异议分子进行“净化”运动。在1961年和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官员们致力于巩固自己的权力，恢复对其领导和目标的信心。
到1962年1月，毛泽东已经，如他后来所说，转入“第二线”，专注于“处理党和国家的方向、政策和路线问题”。第一线的行政和日常指导工作已经交给了刘少奇，他于195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尽管毛泽东仍担任党主席的职务）；另外一位坚决的组织者邓小平作为总书记担任了党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员，也在第一线承担了额外的责任。到了1962年，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同志在第一线使用的策略不仅违反了革命传统的基本精神，而且构成了一种错误模式，与他所看到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形成镜像。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在1960年至1961年期间制定了一系列主要政策文件，试图让国家快速增长走出危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文件是在曾在大跃进中遭到鄙视的专家们的协助下起草的。这些文件标志着从大跃进激进主义的重大撤退。如人民公社平均要减少约三分之二，以使它们足够小，以便更清楚地将农民的努力与他们的报酬挂钩。事实上，到 1962 年，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集体农业体制彻底瓦解，个体农业复兴。对文学、艺术和电影的政策允许“解冻”，涉及处理范围更广的主题和许多更古老的、革命前的艺术形式的复兴。工业中的新计划加强了管理者的能力，使工人的努力与他的回报更加相符。其他领域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中国在 1961-65 年间在振兴经济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几乎所有部门都恢复了 1957 年的产出水平。（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