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毛泽东和林彪等领导人追溯革命时期的思想，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向其继承人灌输知识，认为共产主义军人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最合适的候选人。他们认为，军队的统一性和纪律，被认为可以超越分裂的阶级，并且所有军人都可以遵守毛泽东领导层制定的严格政治标准。
林彪对毛的思想进行了简化和教条化，最终以《毛主席语录》的形式出版，以便在相对没有受过教育的新兵中普及毛的思想。随着林手下的军队日益显示出他们可以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技术的精湛性相结合起来，毛试图扩大解放军的组织权威和政治作用。自1963年开始，毛泽东呼吁所有中国人“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然后，从1964年开始，毛泽东坚持在所有主要政府官僚机构中建立以解放军为原型的政治部门。在许多情况下，来自解放军本身的政治工作者担任这些新机构的工作人员，从而有效地渗透了民政机构。其他努力，比如一场向所谓的军队英雄雷锋学习的全国宣传运动，也有助于提高解放军的威望。（续下）
3.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
（续上）在1961-1965年期间，毛泽东在国内外政策上采取了多项举措。1962年9月，在一次至关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中国议事日程上的一个优先事项，即使是在大力振兴经济的情况下。他还呼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重振农村地区党组织的低落士气。到1964年，他开始努力通过组织“工读”学校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来减少中国教育系统的精英主义。在此期间，外国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国内政策胜利的同时，中国持续的激进主义与其宣传中强烈的实用主义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毛最重要的举措涉及人民解放军(PLA)，因为他和林彪试图将其改造成一个模范组织。1962 年秋天发生在中印边境的事件帮助解放军重建了纪律和形象。从1959年到1962年，印度和中国(最初只是西藏起义的附带后果)一直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诉诸武力。1962年10月12日，也就是中国军队进入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前一周，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表示，印度军队将把所有印度领土从“中国入侵者”手中解放出来。在随后的冲突中，北京的军队在边境地区击败了印度军队，并深入到边境以外的地区。中国随后撤出了大部分侵占的地区，并在控制线两侧建立了非军事区。最重要的是，领导层抓住了军队的胜利，开始试图将军队英雄提升为大众效仿的理想类型。（续下）
2.大跃进的退去与毛泽东的忧虑
（续上）在大跃进的失败中，毛泽东个人失去了相当的威望，而党的政治和组织机构也受到了损害，但他仍然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他一再证明自己能够在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执行他的意愿。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来提出的声称毛在1961-1965年期间被挤到了一旁并被忽视的说法没有得到证实。
实际上，毛在1961-1965年期间深感忧虑，考虑中国的处境。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年中已经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显然，这些年苏联的发展使毛感到震惊，并让他以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事件。毛逐渐相信中国也正在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他使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运动以及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试图阻止和扭转这种趋势发生。毛对修正主义的噩梦在60年代中期的政治结构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毛不是唯一对1961-1965年中国复苏努力的趋势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其他人围绕着他聚集，并试图利用与毛的亲近作为增强自己政治权力的手段的人。其中关键人物包括多年担任毛政治助手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文化领域有强烈政策观点的毛的妻子江青，既懂得苏联意识形态又精通苏联式秘密警察技巧的康生，以及领导军队并试图将其建立成一种将效率与意识形态纯洁性相结合的毛式组织的林彪。这些人依次拥有个人网络和资源来组建联盟。虽然他们的目标和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能团结在两个努力方面：增强毛的权力并扰乱毛与刘少奇（当时可能是毛的继任者）、邓小平和大部分党的领导人的关系。（续下）
1.大跃进的激进主义撤退
虽然激进的标签和口号仍在使用，但1961年至1965年的情况与之前的三年不同。中国人本身不愿意承认大跃进时期的结束，宣布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及其国际革命的必然性对所有人都有效。
然而，现实可以在中国军事和安全人员的日益增加的角色中看到。在1960年10月的军事事务委员会高层会议和随后的1961年1月中央委员会罕见的全体会议上，精英们将恢复安全和国家秩序置于最高优先级。加强了党的招募程序，并在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一项重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央委员会还设立了六个跨省级地区的机构，负责强制执行对北京的服从，并将控制的新程序与当地条件协调一致。军队现在牢牢掌握在林彪手中，开始对其内部异议分子进行“净化”运动。在1961年和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官员们致力于巩固自己的权力，恢复对其领导和目标的信心。
到1962年1月，毛泽东已经，如他后来所说，转入“第二线”，专注于“处理党和国家的方向、政策和路线问题”。第一线的行政和日常指导工作已经交给了刘少奇，他于195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尽管毛泽东仍担任党主席的职务）；另外一位坚决的组织者邓小平作为总书记担任了党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员，也在第一线承担了额外的责任。到了1962年，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同志在第一线使用的策略不仅违反了革命传统的基本精神，而且构成了一种错误模式，与他所看到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形成镜像。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在1960年至1961年期间制定了一系列主要政策文件，试图让国家快速增长走出危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文件是在曾在大跃进中遭到鄙视的专家们的协助下起草的。这些文件标志着从大跃进激进主义的重大撤退。如人民公社平均要减少约三分之二，以使它们足够小，以便更清楚地将农民的努力与他们的报酬挂钩。事实上，到 1962 年，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集体农业体制彻底瓦解，个体农业复兴。对文学、艺术和电影的政策允许“解冻”，涉及处理范围更广的主题和许多更古老的、革命前的艺术形式的复兴。工业中的新计划加强了管理者的能力，使工人的努力与他的回报更加相符。其他领域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中国在 1961-65 年间在振兴经济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几乎所有部门都恢复了 1957 年的产出水平。（续下）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毛语录）
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1958年8月24日
大跃进及其后果
从一九五九年到六十一年，全中国陷入了异常的粮食短缺。1959年粮食生产1.7亿吨，6061年1.4亿吨左右，下降到1951年的水平，这期间人口比51年增加了约1亿人。由于粮食短缺和大跃进导致的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足，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地区，出现了很多饿死的人。 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其死亡人数应该在1600万到2700万之间。 关于这一点有以下总结。
#大跃进运动 (引用)以无视生产力基础还很薄弱的中国现实各种条件的大跃进的各项政策，特别是重工业优先政策，以及农村的“共产风”、由于干部抵制强加于人而引起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人祸为基础，再加上从59年到61年持续的自然灾害(华北的干旱和华中的水灾) ＜小島晋治・丸山松幸『中国近現代史』1986 岩波新書 p.228＞
有张承志 #人物 的回忆，1960年前后在北京度过少年时代，张承志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先锋，“红卫兵”这个名称就源自他当时的笔名“红卫士”。
(引文)一九六零年前后，中国在全国经历了三年可怕的饥荒。 饥荒无情地袭击了首都北京。 学校没有体育时间了，课程也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人们都吃了代用食品，既像肉，也像冻了之后融化变软的水果。 在我就读的北京第61中学，朋友带来的便当中最奢侈的是煮过的大豆。 家家户户都做了简单的秤，量了每人的主食，各自煮了吃。 大人损害了自己的份，想让孩子们多吃一点。 母亲因营养不良，身体浮肿了。资料来源：大躍進 - 世界史の窓
背景
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旨在大力发展钢铁和农作物生产，实现不依赖苏联的重工业化和人民公社建设。然而，由于独创的钢铁生产方式失败，以及集体化强行推行导致生产力下降等原因，这一计划以失败告终，同时也引发了对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将批评视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采取反击行动。
具体来说，大跃进运动于1958年启动，人民公社成为主要标志之一。该计划提出，不采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采用中国独特的方式，在工业方面采用西方技术和传统技术相结合的“土法”（即非机械化的方法）来发展工业，而在农业方面则推行集体化，建设人民公社。工业方面，钢铁业生产是其中的特点，但产品质量被轻视，仅注重产量的增加。人民公社则将农村集体化，将土地、农具、家畜公有化，并按照劳动力分配生产成果，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实现方式之一。然而，集体化的实施方式过于强行，导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生产量逐渐下降，因此不得不进行一些修正措施。
此外，中苏关系也逐渐恶化，因为苏联政府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和军事援助，并在1959年的西藏事件中公开支持印度，加深了中苏之间的不信任感。苏联最终宣布中苏技术协议的废除，中苏关系在1960年变得非常紧张。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和粮食增产策略，但大跃进的失败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背景
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时期的第一场运动，在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大跃进运动
后果
自1955年冬天，毛泽东就提出要除四害和消灭疾病。运动开始后，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歉收，发生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三年困难时期
反对
其实在全民打麻雀的开始阶段，就有科学家提出过反对，毕竟麻雀吃粮食有限，更多的是吃害虫。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朱洗，就专门举例说明了打麻雀的害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1744年动员全国消灭麻雀，但之后普鲁士发生了大规模虫害，农作物受损严重，不得不从国外运来麻雀。
反对后果
在数年后开始的“文革”中，这些反对打麻雀运动的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来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在1962年病逝逃过一劫，但此时仍被扣上把毛主席同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还是被掘坟曝尸。#文化大革命
土法炼钢是发生在1958年底的一场失败的群众运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跃进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钢产量调整较1957年翻一倍，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在田间炼钢铁。企图以万马奔腾手段，达成农工生产突破。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铁门把手、窗旁的铁框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是用土高炉，柴火炼，温度不能达到，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浪费无数宝贵资源，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稍后频道内的信息会频发，如有打扰，请关闭通知。阅读顺序1-10
#文化大革命 是由毛泽东在1966年5月发动的。他通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方式，批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黑暗势力”。随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旨在消灭这些“黑暗势力”的政治运动，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迅速扩大，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动乱，使得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权力斗争和动荡是复杂的，涉及了多个政治派系和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重要背景，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和政治局势非常复杂，本次介绍将涉及多个重要历史事件，包括人民公社、除四害、大饥荒、红宝书等等政治运动带来的影响，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对美关系、冷战核战危机等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度紧张和矛盾激化，使得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具备了发生的土壤和条件。
#文化大革命 是由毛泽东在1966年5月发动的。他通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方式，批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黑暗势力”。随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旨在消灭这些“黑暗势力”的政治运动，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迅速扩大，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动乱，使得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权力斗争和动荡是复杂的，涉及了多个政治派系和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势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重要背景，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和政治局势非常复杂，本次介绍将涉及多个重要历史事件，包括人民公社、除四害、大饥荒、红宝书等等政治运动带来的影响，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对美关系、冷战核战危机等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度紧张和矛盾激化，使得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具备了发生的土壤和条件。
图为，骆驼牌“更多医生推荐”的广告语：“我要活到一百岁！” 出处：《Good Housekeeping》杂志，1946年7月。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广告是令人震惊的。广告中“医生”描述了一个小女孩如何能够活到100岁——比她的母亲多活了几十年——同时推销吸烟的好处。
SRITA表示：“这个毫不含糊的信息是，如果医生凭借他所有的专业知识选择吸特定品牌的烟，那么这种烟肯定是安全的。”从1935年左右到60年代初期，利用医生、护士和牙医等卫生专业人员形象的烟草广告不断出现，以此告诉大家吸烟的好处。
“你喜欢新鲜的吗？我也一样！”广告，骆驼牌，R.J.雷诺兹烟草公司，发表于《星期六晚报》1932年2月6日。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经典之一，也是五经之一。《尚书》原指古代王室记录政治、军事、宗教等大事的史书，后来逐渐形成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经典。
《尚书》早于儒家出现，本与儒家无关，但后世儒家将其追认为儒家经典，并列入十三经之一，为儒学建构其政治思想的源头，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确立其长久作为经书的地位。
《尚书》的成书年代相对较早，一般认为是在西周时期的周宣王、周幽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之间。《尚书》分为《序》、《书》、《传》三部分，总共有五十篇。《序》是《尚书》的开篇，主要记述了五帝和三王时期的事迹；《书》是《尚书》的主体部分，主要记述了周朝的历史和制度；《传》则是对《书》中历史事件和制度的解释和评论。
《尚书》内容丰富，包括政治、军事、礼仪、道德、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哲学、宗教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尚书》被视为经典中的经典，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1972年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前往北京、杭州和上海访问。在美国总统抵达中国首都后不久，中共主席毛泽东就召见了他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面，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温斯顿·洛德也在场。为了避免让国务卿威廉·P·罗杰斯尴尬，尼克松请求中国方面在会面的所有正式照片中剪掉洛德的头像。虽然尼克松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星期，但这是他唯一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
当时尼克松和美国外交官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身体状况很差，在尼克松抵达前数周已经住院了数周，直到尼克松到来前仅有九天。尽管如此，毛泽东觉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坚持要求自己的官员在尼克松抵达后安排他与尼克松会面。在初次见面时，毛泽东通过翻译对尼克松说：“我相信我们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同意这个的。”毛泽东还开玩笑说：“我在你上次选举时投了你一票。”尼克松很受感动，说：“你是选了较小的恶。”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右派，当这些右派人物掌权时，我会比较高兴。”
作为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的旁观者，洛德注意到毛泽东有着农民般的敏感性和自嘲式的幽默感。毛泽东表达简单、不雅致，但明确地表示赞同此次访问及其外交效用。洛德将毛泽东有意地控制和逐步表达的语言描述为“非常熟练的表演”。
